写《我与食物》系列，为了在我彻底忘记对饥饿的恐惧感是什么感受之前，记下我追逐食物的完整历程。
有些朋友说，过去的苦涩就让它过去、忘记就是，何必老是忆苦？
不，我想要自己在80岁时依然有相对诚实的人生记忆。这可能只是一种执念，不过也是我“完全接受自己”的一种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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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人，十有八九会觉得“饥饿”二字非常生僻——此处我的脸上是微笑的表情。
我曾经一度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种并坚定地认为他们之间无法共情：挨过饿的人，和没有挨过饿的人。我是前者。
被迫的饥饿会造成一种长期且不理性的“肌肉记忆”，一种潜意识的对于食物短缺的恐慌。我人生的前十几年，到大二还被迫与饥饿共存，然后用了超过五年时间与因食物短缺而恐慌的潜意识做斗争、最终消灭了恐慌感。而我年过三十之后依然有很长时间逃不过对吃肉和吃饱的贪婪。
Part 1: 食物短缺，与饥饿共存
90年代的山东农村，仍旧有人吃不饱饭，比如我家。
可能有几个原因，地不够，地不好，粮食产量不行，还需要按人头交公粮，等等等等。我模糊地记得，从某一年起，家里交完公粮、还完欠的粮食后开始有了余粮，从一袋两袋，到五六袋，再到一口拿塑料膜封口的大瓮，一度变成两个装得尖尖的大瓮。小麦会变成面粉和麸皮，玉米会变成粗糙的煎饼。后来瓮不够用了，才过度到存粮食到粮站、变成本子上可以兑换面粉、挂面的数字，瓮就不见了。
不确定具体有几年，家里没有足够的吃的。我记事以后，听老妈讲过两件事。一件是她中午在家饿到喝井里的凉水充饥（老爸在较远的村子教书、吃百家饭，中午不回家），因为可能不仅没有食物，甚至没有足够的柴草烧热水。一件是她被嫂子当面埋怨不给侄子吃饱饭。实际上，那天中午家里只有一个半馒头，要喂小小的我，分给半大小子的堂哥大半个馒头，老妈作为一个成年人只吃了小半馒头。堂哥晚上回家跟自己妈妈抱怨中午没吃饱（是啊，确实是不够），然而老妈无法给自己辩解。
在我听她讲这个故事时，还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她的心酸委屈。现在想想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，是如何承受住那种程度的身体和精神双重委屈？快五十岁时老妈开始发福，我一边敦促她注意三高，一边为她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而开心。
小时候，我也不敢随便在亲戚家吃饭，因为饭桌多一双筷子是很大一件事。当然，我并不天然知道这一点，我是学到的。有一个周末我在堂姐家玩，玩得很开心。到了午饭时间，馒头上桌了，我也跟着坐下拿起了一半馒头。堂姐的妈妈拿着筷子指着我，“有人叫你坐下来吗？你可真是紧勤，不用吆呼就知道坐下吃。”
我眼泪一下就掉出来了，咬了一口的馒头吃也不是放下也不是。我由此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外号：“哭瓜”，方言里跟苦瓜完美谐音。堂姐妈妈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笑话过我。一会儿是“吃饭真紧勤、不用吆呼自己就坐下了”，一会儿是“一句话就哭开了，不让人说，真是个哭瓜”。我个子小，泪眼模糊中仰起脸，也并看不清那些当笑话听的大人们的表情。
我于是从来不敢在别人家开口要吃的。大家收入都比较低，油糖肉都需要花钱买，每一筷子都稀罕。即使在初中时候，过年的亲戚聚会，一帮孩子都会被家长重重提醒、上桌要收敛，不要把餐桌上的火腿、腊肠、肉等贵价食物抢光，会遭人嫌、惹主人不高兴。
说到过年，最开心的是有糖吃有肉吃。那时候，我们会早早起来，天还黑着就开始挨家拜年，需要花一上午才能把村里的亲戚拜完。我们几个堂兄弟姐妹一起，厚着脸皮像蝗虫过境一样，每去一家拜年都会把炕上的糖抢光（“法不责众”嘛），一上午的时间大概能装满两个裤袋，一大捧。我之所以记得数量，是因为我会忍住、直到拜完年清点一遍“战利品”才开始吃——而我的堂哥堂妹一边拜年一边就把糖吃的差不多了。
蛋白质来源，主要是鸡蛋和豆腐，还有些鲅鱼——当然，更多时候是只有素菜。白菜（豆腐）粉条和西红柿（蛋花）汤是常态。小时候村里不少人家有菜园。小学时候的夏天，午休时间会听到我一位同班同学走街串巷叫卖西红柿。她是家里老大，缓缓蹬着三轮车载着洋柿子（“西红柿”的土话名），两个妹妹跟着车子走。有很多次老妈会从一个硬币罐子里数出一两块钱，跟她们买一些柿子，是便宜量大的蔬菜和水果。一个夏天的时间，那个硬币罐子轻了很多。
老爸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才开始发福。现在的他即使三高还是很喜欢吃白面、精米和肉，厌恶粗粮和蔬菜。在我唠叨他很多次后，他才说，小时候吃很多粗粮实在是吃够了。我又想起来老妈讲过的那些年那些没什么油星的酸柿子汤。听老妈说，老爸曾一度吃柿子汤吃到恶心。
鸡蛋来自家里的母鸡。老妈会去买小鸡仔，希望能买到健康的小母鸡长大可以生蛋（小鸡仔很容易生病死掉）。小鸡仔雌雄难辨，大概只能寄希望于概率。但是老妈想到了一个衡量“健康”的法子，她拿跟杆子赶一赶小鸡仔们，跑跳灵活不打蔫儿的应该更健康。这个法子只部分有效，因为运动能力跟小鸡仔的性别有相关性，结果就是，买回家的小鸡仔长大后发现其实多数都是公鸡。
油很贵，用豆子换豆油炒菜吃。吃猪肉则更不平常。赶集偶尔买肉，每次半斤猪肉，切得薄薄的，一家三口可以吃好几天，其余日子都是素的，油花都少。瘦肉进我的碗，有肥有瘦的在爸爸碗里，老妈的碗里只有菜叶子。包的猪肉白菜饺子，白菜多猪肉少、从不成团。很多年间我一直以为标准的饺子馅儿就应该这样散的，因此后来吃到肉多菜少的饺子包子都觉得奇怪。
能吃是我从小的一大优点。老妈说我从来都不挑食，特别好养。刚刚会走的时候，仅有一丁点儿油星儿的古扎汤（音；面疙瘩汤的土话叫法）也能自己抱着喝一大碗，喝完还要把碗底都舔干净，还会为了能多吃一口追着碗跑、绕着桌子转圈圈——老妈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了很多年。她很感谢当时家里的那只老母鸡，每天生一只蛋，正好给我吃。老母鸡一直是散养，有一天突然走失没有回家，不知道是哪个无良邻居给拦去了。我于是没有了鸡蛋可吃。
突然有一年，我们家食物短缺终止，家里存放小麦的瓮没再见底。我们本地的粮食作物，主要是小麦和玉米，有的会在玉米地里加种大豆。端午节附近收割小麦，学校会放麦收假；中秋节附近收玉米，学校会放秋假。收获上来的粮食，要优先交公粮、交提留。“公粮”本质上是国家向农民征收的税，这笔税跟当年地里收成无关，按人头计、逃无可逃。“提留”则是每家每户交到村里的部分。剩余的粮食，可以卖钱、可以换面粉。
我年岁太小，并不清楚食物不再短缺的具体原因，好像跟家里某块产量特别低的地被转走有关？总之结果就是，瓮里连年有余粮了。再有几年之后，农业税在几经改革之后被彻底取消，当时人们反响很大，因为几千年来农民一直都背负着的税第一次被政府彻底免除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顺手搜索了一下交公粮制度。这项国家范围内农业扶持工业的政策，在2000年开始推进税费改革，并最终终止于2006年1月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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